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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

2019-05-07来源:每日经济新闻 网友评论(0)

  每经专访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万喆:转变政府职能的发力点 就是树立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

  每经记者 张蕊  每经编辑 陈旭    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,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用罕见的高速增长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,并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。

 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自然离不开改革开放,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,也是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核心要素。

 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,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如何?新常态下应当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?如何让民营企业把“定心丸”吃到肚子里?

  带着这些问题,《每日经济新闻》(以下简称NBD)记者对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、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进行了专访。

  产权问题破冰有助于高效配置资源

  NBD: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包括哪些制度内涵?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?

  万喆:我觉得一个是完善产权制度,另外就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。当然,整体来说,还包括公平竞争、要素的自由流动、机动的价格反应机制等。

  我们说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跟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对的。

  在计划经济体系当中,是用计划来配置资源的,而非市场,所以要素不能自由流动,也没有价格机制来反映市场上的供需关系,竞争的个体之间也没有优胜劣汰可言,对市场活力和动力也没有有效的激励,因此这种配置实际上是低效的,市场长期来说必然处于一个比较萧条的态势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进行市场化的配置,而不能再重返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。

  NBD:有人认为,所有权清晰,产权不清晰,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,对此您怎么看?现阶段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如何?

  万喆:产权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、非常基础性的问题。所有权清晰、产权不清晰,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,同时也是法律问题、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。

  我们所说的产权实际上不光是所有权,市场化经济体制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交易,因此在所有权之外,还需要在市场上能够进行资源配置高效率的交易。

  而要在法律保障下实现交易,就要让产权归属非常清晰,即拥有所有权之后能不能支配、处置,如何获取收益,收益又如何处置等,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。

 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,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正在一步步完善产权机制。只是到目前为止,还有一些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还未完全解决的,包括房屋产权、知识产权等。

  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产学研机制,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没有研发一些高科技的能力,但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效率还比较低。

  把产学研打通,实际上和其中的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怎么处置、怎么占有、怎么进行收益、怎么分配有非常大的关系。

  所以,产权确实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,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在政治上、社会上、经济上、法律上达成共识,给它理论的定性以及法律的保障,这是未来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。

  现阶段,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取得了长足进步,但还处在一个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,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、系统化,使其更有可操作性、可持续性更强。

  实际上,产权问题不解决,很多经济交易就很难真正完全地进行下去,就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经济下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的资源配置。

  构建政府服务市场的良性关系

  NBD:深化经济体制改革,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,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。您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是良性的?现阶段转变政府职能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?

  万喆:去年我国政府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,实际上,历史上几次非常重大的部委机构改革,都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。

  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社会需求的升级,就需要政府职能发生转变,因此带动了机构的改革。所以机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表象,它实际上是适应目前的职能转变需要的,也适应目前的市场发展需求的。

  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,我认为政府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——即作为公务部门,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,因此首先要有一种服务的思路,是服务于市场的。

  当然,这个“服务”不能从浅表的意义上去解读,服务实际上也包括监管、规范市场的秩序、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、建立完善以及长期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态势等,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提供服务。

  过去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期,比如当处在资源比较匮乏的阶段,行政之手就会伸得比较长,因为不加以管制可能就没有办法使市场稳定下来。而现在倡导的是构建“亲”“清”新型政商关系,就要求政府跟市场处于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,这是比较良性的。

  所以,现阶段转变政府职能的发力点,首先就是转变思路,要有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态度。

  其次就是要有一个市场化的基础思路,要知道什么叫市场化,不能靠一个伪市场化的概念来领导市场。比如有人认为价格机制就是市场化,但它其实只是市场化的一个方面。比如股市,不能把股价涨得高不高作为判断证监会主席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。

  第三就是法治化。法治化实际上是市场化的一个前提和保障,如果没有法治化,市场化一切都是空谈。比如,税收优惠、公平竞争、政商关系,如果政策不能够做到一致性、连贯性,就无法保证市场化,因为投资者就很难在这个市场上做长期的投资,也就谈不上资源的有效配置。

  市场化要以法治化为前提

  NBD:您认为国企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?如何处理好国企和市场经济的关系?

  万喆:国企可以是市场经济,也可以不是市场经济。这个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国企,而在于你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“竞争中性”的问题。

  换句话说,企业是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,是不是纳入了市场化公平竞争的框架当中,如果是这样而且企业还可以运营得很好,那就是市场经济。如果不是,企业是在这个框架之外的,或者进入这个框架就运行不下去了,又只能重新回到非市场经济的状态,那么这就不是市场经济。不能一概而论。

  从“竞争中性”角度看,市场化要以法治化为前提和保障,那我们可以给它设定出细则来,比如信贷是不是中性,如果不是中性,那就不符合;再比如税费是不是中性的。如果有这些细则标准,这些标准显示是中性的,那就是市场经济;或者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,企业被淘汰了,那这也是市场经济。

  NBD:改革开放40年来,民营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、就业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,但去年是民营经济预期不太好的一年,遭遇了一些困惑。您认为今后在提高民营经济预期方面应当做哪些工作?

  万喆:舆论引导实际上是整个要素配置当中的一部分,有时候能够扭转市场预期。但无论舆论的预期如何,它最终还是会跟真实的趋势相弥合,首先要明确这一点。

  实际上,民营企业的困惑来自好几方面。比如在面临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时,企业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,就会比较担忧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

  其次,近几年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可能发生了政策上不连贯、不一致的状况,政策不连贯容易造成企业的恐慌,我觉得相关部门也需要检讨自己。

  另外,还有一个政策的公开透明度以及受公众监督够不够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对市场化的法治化保障还存在不足,有时可能会让企业感觉无所适从。实际上我们的顶层设计是非常好的,但顶层、中层、下层必须要有连贯的、系统性的法治架构,有细则出来,才能让大家觉得是有法规可依的。这既有利于规范市场,也有利于大家充满信心往前走。

  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。比如顶层设计出来之后,一些地方用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去执行,甚至错误地理解中央的意图,以一种非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市场调节,实行管制式的领导,这些都是不合适的,给市场传递了错误的信息。

  因此,我觉得在未来应该说还是要把这几点做好,要把系统化的细则做出来,才能让民营企业真正把定心丸吃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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